最近，面对发生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和其他一些藏区的暴力打砸抢烧事件，面对无辜百姓的生命被践踏，面对少数野蛮僧人的暴行，达赖喇嘛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个僧人的悲悯情怀，反而违背佛教的基本戒律，打妄语，用一张旧照片来诬陷中国军人，进一步煽动情绪，蛊惑人心，开脱责任，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这一切使我对十四世达赖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失望。许多年来我曾多次试图寻找达赖喇嘛作为佛教徒，释迦牟尼弟子的从善情怀，但是每每感到失望。相反，我却发现，在近50年的流亡生活中，他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像一个穿着袈裟的政客。事实是，从达赖喇嘛和他的那个集团流亡之日起，就在煽动一种情绪，一种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情绪，一种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恢复他们的统治的情绪。为此，他们不惜造谣中伤，也不惜用人的生命作赌注。
达赖喇嘛作为一名佛教徒，平和之心最为重要，可他的内心却常常波澜起伏。细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达赖喇嘛是最大的封建农奴主，他掌管着西藏的政教大权，呼风唤雨，西藏的山川土地，牲畜牛羊是他的，各阶层的官员要听他指使，各等级的农奴和奴隶可以任他们使用甚至自由买卖，那时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是何等的威风。他们看惯了这样的西藏，向往着这样的权力，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对达赖喇嘛来说，藏传佛教长时期政教合一的历史使他难以丢掉对政权的欲望。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使他对50年前没有抗拒得了人民民主政权在西藏的建立耿耿于怀，眼见50年转眼即逝，当年帝国主义许下的支持独立的诺言兑现无望。身边的老年人怨，跟着你背井离乡，带出的钱财，你的兄弟们分了；得到的资助，官员们分了，我们得到了什么！青年人恨，你成了世界名人，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根在哪里！地域矛盾，教派纠纷，金钱丑闻，哪一件不与达赖喇嘛有关，他的心怎么能够平静。
西方一些自认为具有理性思维和现代文明行为的人，不顾事实地利用了达赖喇嘛和他的那个集团的情绪，对达赖喇嘛进行推崇和宣扬，为他推波助澜，就在去年，美国国会还上演了一出给达赖喇嘛颁发“金奖”的闹剧。他们说达赖喇嘛是反对“中国专制”的“民主斗士”、是“为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大声疾呼”的“和平战士”。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是神权统治的代表，至今他们的所谓“流亡政府”的“宪法”中依然将他作为最高政教领袖。这个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实行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事实上具有浓重的宗教和封建色彩，达赖喇嘛家族中的成员多次、多人在其中担任着重要职务。一个由宗教转世而产生，代表着神权统治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却被推崇为民权的代表，民主的斗士，岂不滑稽。
达赖喇嘛没有在不平静中沉默，他所领导的那个集团将他称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身份，大肆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少数人的不满情绪。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一年一次的所谓“声明”中说，“在近60年以来，包括卫藏、康巴和安多在内的全西藏的藏人，在中国人的压迫下，只能在持续不断的恐惧、威胁和怀疑的状态下生活。”“在过去的几年中，西藏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和残暴。”等等。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宗教人士，这样不顾事实地发泄自己的情绪，危言耸听地煽动他人的情绪，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在旧西藏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代言人，荒唐地认为自己是“人权卫士”。孰不知在他们统治下的西藏人权状况如何！现在居住在美国，曾经在国民党时期任过“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李有义先生，曾经目睹过达赖喇嘛统治下西藏的一些状况。李先生曾提到他见到的一种刑罚，把人的手用盐埋起来，用布裹上，三天不许打开。盐把人手中的水分和血都吸干了，受刑者疼得惨叫。三天后，布打开了，人的手永远地残废了。不够耸人听闻吗！几年前我曾看到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刊登的一篇题为“这些喇嘛并不是圣人”的文章，文章说，西方媒体出于一种情绪化的报道，使达赖喇嘛在出逃后，迅速成为国际名人，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在50年代初，”那里基本上是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即使现在仍可见其斑迹。试问在西方社会有多少具有理性思维和行为的人真正的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作者说，“一些人成为达赖喇嘛的推崇者只是因为将其视为对中国共产主义统治的挑战，”达赖喇嘛变成了“圣战者”、“人权卫士”，而对“西藏社会的封建性质则全然视而不见。”这是西方人的看法，我觉得有道理。
达赖喇嘛认为他有责任“为宗教自由疾呼”。不错，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活佛，但是他正是利用了中国中央政府给他的这个封号，将藏传佛教玩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最典型的要算禁止供奉“杰千修旦”护法神。“杰千修旦”护法神本是藏传佛教的一尊信奉了几百年的神，很多寺庙和信徒家中都有供奉。几年前一些人打卦卜算说这尊神像对达赖喇嘛的事业和健康不利，硬是下令不得信奉，并要把神像全部销毁。这种过于霸道的行为，引起了信徒的不满，造成了藏人内部的争斗，甚至有人因此命丧黄泉。达赖喇嘛在他出访活动时，也遭到信徒的抗议示威，指责他搞宗教霸权，破坏信仰自由。1998年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分别以《僧侣对僧侣》和《给铁伏龙喇嘛搔痒》为题，报道了达赖喇嘛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僧侣举行的抗议活动，《时代》上刊登了一幅照片，示威者举的标语上写着“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瑞士一位电视台制片人曾对媒体披露，当他就禁止供奉“杰千修旦”护法神引起藏人内部暴力冲突一事采访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不仅矢口否认在流亡藏人中存在暴力问题，而且情绪十分激动。这位制片人对一向态度和善的达赖喇嘛表现出如此恼火感到吃惊。“3·14”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对为什么身着袈裟的寺庙僧人，会在打、砸、抢、烧的犯罪事件中打先锋，乃至行为残忍，令人发指感到不理解。我清楚地看到暴徒们的情绪是如何被一步步地被煽动起来的，对此达赖喇嘛和他的那个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当代研究所所长 毕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