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背面是忧虑
罗布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孩子，12岁时他第一次来到西藏盲童学校，就向别的孩子们宣布：“我要当出租车司机。”然而，年龄的日渐增长粉碎了他最初的志向。“现在我知道我永远也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了，”他说，“但是我可以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
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罗布这么乐观。“学习有什么用？”他们偶尔会抱怨，“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
Zron认为，孩子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他来自越南，是服务于国际NGO“ One heart
”的一名妇科和儿科医生，在拉萨拥有一间长期办公室，最近在培训中心里帮忙教孩子们学习按摩。
“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拉萨市最快乐的地方，”Zron说，“但它并不是伊甸园。”
有些时候这里的快乐是非常单纯的。萨布瑞亚喜欢趴在二楼露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她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到笑声、尖叫。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响声，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涌过去。
“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WOO！AH！HU！”她兴奋地说，“通过这些我知道他们非常快乐。”
有时那只藏獒也会参与比赛，而且以自己控球为目标。它很聪明，会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一来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迷惘地询问：“球呢？球呢？”
另外一些时候，快乐则必须经由辛苦才能得到。在这里，盲童不仅要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常见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编织，为此学校还配备有专门的按摩室。如果具备相关的天赋，孩子们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
萨布瑞亚认为，正因为看不见，盲童才应该掌握更多的技能。她说：“这会让他们感到完全有能力对自己和社会负起责任。”
“盲童们的生活不容易，”保罗说，“我们必须报以很多的耐心。”
毕业以后，不少孩子像丹增一样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遗传性失明，家里的生活从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济，如今他们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另外一个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馆里当翻译，德珍的一位朋友曾遇到过他，回来说，那男孩现在“很神气”。
盲童们相信，实在不行的话，他们可以去农场工作。不过，他们常常对自己的理想念念不忘。
美术老师德珍注意到，孩子们以前什么都不懂，不能分辨自己的痛苦。现在他们学会了思考，反而开始忧虑很多事情。
一个男孩告诉她：“等以后藏族人对盲人的观念转变了，我就找个女朋友谈谈看。”然后他说，“现在看来还不行。”
对盲童们来说，人们的观念才是最大的困难。
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
1999年5月15日，萨布瑞亚打电话告诉保罗，她已经筹到了资金，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前往西藏。保罗辞去了当时的工作，5天后飞到了拉萨。从那时起，直到萨布瑞亚的事业受到各国瞩目之前，家人一直认为保罗是个迷惘的人。他们认为他的想法不可思议，不要说前途，就是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在那以前，保罗曾参与过荷兰在西南非洲的援助项目，包括在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等国建立乡村小学，以及在南非等国设计、建造医院和居民房。在非洲他深受震撼，因为孩子们总是在死掉。
“因而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他说。如今他反复强调，自己在西藏的行为完全是为了“H
appy”。“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我从中得到的更多。我是为了开心而从事这个工作。我喜欢起床时看到人们的笑脸，听到‘谢谢’，那是给我的回报。”
2000年3月8日，萨布瑞亚获得国际女性俱乐部所颁发的“诺格奖章”。同年，她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有所作为者，代表德国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赶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夫妇二人爵士勋章。
傍晚时分，铃声大作，孩子们从按照年龄划分的班级教室里跑出来：老鼠班、兔子班、雪豹班和老虎班。他们在起居室里排列成行，低声喃喃片刻，然后就开始大口吃面条。这个院子里突然就有了一种不断生长的气氛。（完）（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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