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藏和平解放到平息武装叛乱
（1951年－－1959年）
1950年初，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二野十八军，在川西、川南全面开始了进军准备工作。当时，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派往十八军随军采访的记者有方德、林田、赵奇、宗子度等，他们在各驻地采访备战情况，并参加部队为适应高原行军、作战的练兵。同年10月上旬，他们分别随军参加昌都战役。
1951年7月２５日，十八军派出先遣部队进军拉萨，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西藏地方政府嘎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到昌都随同王其梅率领的先遣部队向拉萨进军。因山高路远，粮秣供应困难，先遣部队只有400多人，新华社记者赵慎应、赵奇随这支部队采访。
1951年8月1日，新华社西藏分社在昌都昂曲河北一个小头人家中成立，社长由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汤化陶兼任，方德任副社长，记者有赵奇、宗子度、陈家琎、景家栋、袁传芳等。
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当天，记者赵慎应采写的《毛主席的队伍进驻拉萨》，从"世界屋脊"发到北京，这是以新华社电头从拉萨发出的第一篇新闻稿件。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达赖集团派藏军多次包围解放军先遣部队驻地，妄图胁迫解放军退出西藏，形势十分险恶。先遣部队除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外，只有一个加强连，被围困在一个院子内（原为藏军的一个兵营），不能外出活动。先遣部队通过手摇马达的小电台向后方军部求援，解放军一个营日夜兼程20多天赶来拉萨，使形势暂时得到缓解。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十八军军部及主力部队进驻拉萨，并随即分兵向拉萨以西、以南进军，进驻日喀则、江孜、亚东，从而基本稳定了西藏的局势。新华社西藏分社派出多名记者随主力部队采访。
1951年12月20日，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和由范明率领的从青海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骑兵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胜利会师大会，随西北骑兵独立支队来藏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记者郗平、吕焕祥、边绥和资料员彭多德也同从西南进藏的记者会合了。
当时，新华社西藏分社设在拉萨市的车门（拉萨一家贵族住宅〉大院三楼上的一间两根立柱的屋子里，三分之一间为方德夫妇的新房，三分之二间为办公室和记者打地铺睡觉的地方。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长乐于泓兼任西藏分社社长，方德任西藏分社副社长。
西藏分社成立初期，分社记者和工作人员来自二野总分社、十八军支社、西北总分社三个方面。当时西藏分社的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分社同志大都睡地铺，一袋糌粑、一碗盐、一桶开水，就是日常伙食，很少吃到蔬菜和肉蛋。偶而弄到一些从印度运来的大米（当时没有公路，很难从内地运粮到西藏〉，也不能煮成熟饭，因为拉萨城海拔高度达3650多米，没有压力锅，大米怎么煮也是夹生的。
这个时期，分社报道了西藏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进藏、西藏工委和驻藏解放军坚持执行十七条协议、维护十七条协议所作的工作；报道了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进藏解放军和各族群众修筑举世闻名的青藏、川藏公路的事迹；报道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工委帮助西藏地方办医院和学校、培养民族干部等。同时还写了大量内参材料，供中央领导参阅。
1952年入夏以后，拉萨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几乎夜夜都能听到枪声。达赖集团图谋武装叛乱，夜里调兵遣将，对解放军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进行监视甚至包围，当时西藏分社住的是民房，不得不用沙包在窗户和门前构筑工事，临时领来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自卫，分社同志轮流守夜值班，一面警戒，一面坚持报道工作。经过我驻藏党、政、军团结斗争，粉碎了达赖集团的叛乱阴谋。
西藏分社在建社最初几年工作中的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而翻译人员又奇缺。分社抽调记者到西藏军区的藏语文训练班学习。经过半年苦练，部分同志已经可以用藏语和藏胞简单交谈了。1952年底，格来同志调来西藏分社，成为当时分社唯一的藏族记者。
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西藏分社的同志们逐渐掌握了如何在高原特殊环境中工作、生活的本领。记者到千里之外采访，必须学会骑马。西藏原来有一种名叫"乌拉"的制度，即官员出差，每一个马站（约七、八十里路为一站）都要派马相送。在封建农奴制度下，那是一种"马差"，官员每到一村，用不着花钱雇马，而是由农奴无偿出马给官员骑。分社的记者去外地采访，也只得按"乌拉"制度雇马，但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记者雇马均主动付钱（一个马站付4、5个银元）。
西藏虽然和平解放了，但那时几年内不通用人民币，只用银元和藏币。由于雇马得花银元，买菜买粮也得花银元，所以每次记者上路，特别是出远门，需要大量银元。但银元太重，记者们不得不在出去前把银元摞起来缝在长布带子上，再把带子交叉缠在肩上和腰上，像战士背子弹带一样把银元背在身上。
在西藏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当时记者出差，大多数情况下需自带铝锅、茶叶、盐、糌粑，沿途住进民房，有时还须自己做饭。然而，西藏分社的同志们依然安心工作，决心为建设新西藏献出青春。当时，这是"长期建藏"思想在西藏机关、部队中深入人心，很少有人提出探亲、休假的要求。
西藏分社组建最初几年仍为供给制，同志们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工作、生活上互相关心、扶持，那种"围着牛粪火炉烤馒头吃"的生活，充满了亲如手足的温暖。
西藏分社的记者发扬新华社的光荣传统，每到一地就紧紧依靠地方党委进行工作。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也对新华社记者的工作和生活倍加关心，凡有活动，都会及时通知新华社西藏分社的记者参加。
1955年下半年，拉萨形势又趋紧张，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加紧策划叛乱，反对改编藏军和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直到1956年春天，西藏分社仍处于备战状态，分社的同志们日夜持枪站岗警戒，规定外出须5人结伴。
1956年3月，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央代表团由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陪同，从青藏公路进藏，总社也派出记者包小白、杨昌明随中央代表团采访。中央代表团进入拉萨的前一天，在离拉萨西郊十多里处搭起帐篷，住了一宿。那天晚上，西藏分社派记者赵奇前往中央代表团宿营地迎接总社同志，陈毅、张经武等领导同志听说从拉萨城里来了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当即提出要听记者介绍拉萨的情况。赵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
第二天，在拉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身穿元帅服的陈毅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严正警告西藏反动上层不要轻举妄动，搞武装叛乱必将自食其果。对中央代表团在藏期间的活动，西藏分社配合总社的同志电发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由于当时通讯联络困难，每发一条稿，都得先请邮局接通长途电话，然后由记者向总社口述稿件。由于通话线路时断时续，每传一篇稿，记者都要拼命提高嗓子，声嘶力竭，电话费很贵，可谓一字值千金。
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冯森龄任分社社长。大批汉族干部进藏，充实了西藏分社的记者队伍。1953年至1956年从内地和部队调来的记者有：李德森、赵家烈、吕南新、袁定乾、毕月华、郭超人、顾也是、任用昭；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有：马怡然、朱子良、周国杰、马汉杰、金景仓、刘金桐等。7月，分社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西藏6年不进行民主改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不干涉西藏地方政府的事务。由于政治形势和政策规定，新华社记者尽管十分痛恨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迫害，也不能用公开报道来揭露。
1956年夏季，分社搬到桑多仓后面一条偏僻的街上。这年冬到1957年春，在达赖去印度朝佛滞留新德里的那段时间里，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同外国势力相勾结，进行破坏活动。分社同志在拉萨形势紧张的气氛中，既要搞好日常报道，又要守卫机关，即使到桑多仓西藏工委宣传部伙房用餐，都要荷枪实弹。
藏历土猪年（1959年）３月１０日深夜的枪声，揭开了西藏少数农奴主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美丽的罗布林卡变成了指挥叛乱活动的大本营，雄伟的布达拉宫被当作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制高点，古老的大昭寺和小昭寺成为枪杀汉族干部的"桥头堡"。叛匪焚烧学校，抢劫商店，炮轰邮局和医院，向党政机关和解放军驻地发起了全面进攻。分社记者一面保卫分社，一面向总社发公开、内参稿。
叛乱很快被人民解放军平息。当时分社人手很少，但经过共同努力，电发了大量反映平叛后拉萨社会情况的新闻稿件。
这年下半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起来，分社记者采访搜集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资料，供中央领导参考，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不久，西藏分社与西藏日报社合并，对外称"报分社"。
二、实行民主改革到自治区成立时期
（1960年－－1965年）
平叛后，西藏实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这段时期，分社记者向国内外报道了平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西藏人民获得新生、西藏历史的新转折－－从封建农奴制度飞跃到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事件。具体宣传报道表现在五个方面：
1、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反动、野蛮、残酷的本质，反映西藏百万农奴迫切要求改革、砸烂农奴制度的强烈呼声；
2、宣传民主改革各项政策取得的成就以及上层爱国人士拥护民主改革的情况；
3、反映百万翻身农奴砸碎农奴枷锁，获得新生后，恢复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自己的家园的报道；
4、反映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5、西藏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遣返印度战俘、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征服珠穆朗玛峰、西藏自治区成立等。马竞秋所摄"印军侵略我领土罪证"的新闻图片，受周恩来总理的表扬；郭超人随中国登山队采访，撰写的通讯《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成为中国新闻作品的传世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分社记者到西藏旧社会的缩影－－凯松庄园做社会调查，全面剖析封建农奴制度的根源、现状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欺压的累累罪行。这篇数万字的调查报告被自治区编入文件汇编。直到２００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５０周年，新华社西藏分社的记者还在追踪凯松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西藏前进的步伐。
这一期间，分社先后调来两批藏族、回族以及在民院学习的汉族同志。西藏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十分重要。摄影记者袁克忠手把手教少数民族记者掌握相机，拍好新闻图片；文字记者赵慎应、郭超人、林田等，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记者提高文字写作水平。分社的少数民族同志在生活上十分关心内地来的汉族同志。把当时紧缺的大米、白面让给他们吃，外出采访坐车让汉族同志坐在驾驶室，自己坐大车车箱。
这种亲密无间的民族团结情一直保持到现在。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一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分社也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分社内部形成两派，参加各自的派性活动。当时西藏分社社长赵慎应等领导和"出身不好"的干部、记者受到冲击，造反派们横加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揭露所谓的"罪状"。
七十年代初期，分社强调：西藏分社日常报道，不能像内地分社那样跟着运动搞报道，而是要考虑西藏特点，大力抓那些抗压性的稿件，如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等。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分社报道尽可能做到不涉及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避免牵涉两派争斗。
１９７３年，孙明同志任西藏分社社长，昂旺丁增、周鸿书任副社长。1974年，总社对西藏分社开始实行内地人员轮换制度，3年为－期。第一批由总社和内地8个分社实施轮换交流。同年8月份，总社和内地分社援藏记者先后来到西藏，总社5人，分社7人。
当时西藏分社二十几个记者，半数以上是"文革"前进社的，多数忙于运动，而不是真正搞业务，如何使这部分记者在业务上尽快成长起来，成为分社的一件大事。分社在业务上采取一项大家讨论，然后修改定稿的方式。这样，既能帮助记者提高业务能力，又可帮助大家多了解些西藏的情况。配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而组织的重点报道《百万农奴大破天命观》，就是经过这样讨论、补充、修改后定稿发往总社的，自治区党委还把这篇报道印发全区，作为重点文章。
这期间，分社记者采写的《西藏高原种植冬小麦获得高产》、《西藏高原种植冬小麦为什么高产稳产？》等重点稿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5年，在分社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出色地完成了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报道，并出版了有关西藏报道的专集――《社会主义新西藏在前进》。
由于受"文革"的影响，西藏分社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发展新党员问题上，认识不一，意见难以统一，发展新党员困难。分社党组和党支部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打破了分社发展新党员的僵持局面，开始走上了正规发展道路。
1975年底，分社从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中选调了朗杰、土登、群桑三位藏族记者，补充了分社的新生力量。
西藏分社是一个艰苦耐劳、团结奋斗的集体。为了解决吃菜问题，大家一起盖大棚，挑大粪，种蔬菜，还要自己动手劈柴烧饭。虽然大多数同志远离家人，但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都很愉快。
为了改善采访条件，总社为西藏分社购进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一辆日本丰田汽车和一辆上海牌卧车，新建了办公楼，改变了原来分社大杂院的面貌。
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
（1977年到1985年）
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指出：发展西藏经济，仍然应当主要依靠西藏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同时，中央各部门也要加强对西藏工作的正确指导，组织全国各地的力量给他们以支援和帮助。座谈会的召开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工作，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分社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总社的直接指挥下，广泛地报道了西藏当时的形势。
１９８４年召开的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会议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西藏自身优势，制订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生产经营政策；逐步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在家庭经营责任制上实行"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这一时期，西藏分社主要报道中央对西藏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方针与政策；西藏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解决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报道西藏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等等。
五、经受严峻考验时期
（1986年到1989年）
从1987年9月27日境内分裂分子第一次煽动闹事至1989年，拉萨发生了近20次大小闹事和骚乱事件。作为耳闻目睹这场事件的记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它给拉萨市民带来的灾难。身负报道重任、身临骚乱现场采访，而自己又无任何自卫武器，随时都可能遭到暴徒攻击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们，守土有责，不辱使命。他们在这场反骚乱斗争中所冒的风险，所付出的艰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拼搏在反骚乱斗争第一线�"新闻战士"。
1987年10月1日早晨，拉萨八廓街有人闹事，接着发生了骚乱，一群暴徒掀翻停在八廓街派出所前的汽车，并放火点燃。
分社记者立刻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几分钟后，新华社的第一篇内参报道传到了北京，分社以最快的速度向党中央反映了这－重大情况。
虽然事件发生得很突然，－时间分社难以作出系统的部署、指挥，但分社的记者们凭着各自的职业敏感和事业心，都在忙乱中择定了自己的岗位，分头承担了采访、联络、写稿、发稿、后勤等工作，自觉组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报道联结网，整个分社象一架机器，正常而高效地运转起来。
在现场，在街头，在自治区党委指挥部，记者及时向分社传回消息。很快，发往北京的内参稿又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为中央领导提供了一场精彩的"现场直播"。
暴徒们发疯了。他们不仅掀翻、烧毁了停在大昭寺广场的7辆汽车、用汽油瓶烧着了附近的八廓街派出所和八廓街办事处，还用乱石击打公安干警和围观的群众，抢夺武警的枪支，摔坏记者们的相机。
在此次骚乱中，西藏分社马宁轩、朗杰、索朗罗布、唐召明4位记者被骚乱分子殴打致伤。
1988年3 月5日是星期天，12点刚过，拉萨再次发生规模较大的骚乱。起先，几个躲在朝佛人群中的喇嘛突然呼喊反动口号，招呼周围的人跟他们一起游行。接着他们绕八廓街游行一周。很快，游行的人增加到600多人，他们中有的开始向执勤民警挑衅，有的用石块砸向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和治安服务站。事态进一步扩大。
由于分社记者多次在骚乱现场采访，许多人认识他们，因此在骚乱现场采访极为危险，除了要躲避"不长眼睛"的石头和枪弹外，还要防备坏人的暗算。我们的摄影记者为了拍下骚乱分子扔石头砸楼房的镜头，从围观的人群中拥进大昭寺广场，被人认了出来，骚乱分子叫嚷着："记住拿照相机的家伙，以后再收拾他。"此后，"3·5"拉萨骚乱的规模不断扩大，范围扩展到四五个街道，在外围采访的记者情况十分危险。
在此次报道中，由于西藏分社在社长柴怀吉、副社长马宁轩的带领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部署，所以在西藏多家新闻单位中，只有我们的记者几乎全部到骚乱现场进行采访，并且掌握情况准确，反映及时，无论文字还是图片，都在公开报道中占了优势。
在这次拉萨骚乱和国务院对拉萨实行戒严期间，分社共播发各类文字稿100多篇，摄影图片近百张。有的摄影记者为了把这次骚乱的现场情景抢拍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到闹事地点抓拍，回来后又钻进暗房冲洗，选稿定稿，然后还要传真发稿，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三四点。
3月6日，骚乱分子的破坏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无所不为。拉萨这座小城的四五条街区处处火起，浓烟弥漫。骚乱分子还沿路设卡拦截行人进行毒打，再把抢来的自行车、三轮车焚烧掉。新华社西藏分社也成为暴徒攻击的目标之一，两幢平房遭到抢劫和焚烧。
在大火危及分社十来间平房宿舍的紧急时刻，全社职工、家属，甚至老人和几岁的孩子都冲上去奋力灭火。自来水厂停止供水的情况下，大家用脸盆、铁桶提沙土压火，有些家属将家里仅有的开水也倒出来灭火。许多同志的头发眉毛被火舌燎焦，脸被熏烫得紫红，但谁都不肯退下来休息，直至消防队赶来，控制了火势被控制。
骚乱分子放的火，把分社同外界联系的线路烧断了，与总社联系的卫星线路和长途电话线全部中断。分社只好派人翻墙到外单位打电话同自治区党委联系，后又派人到区党委找领导人汇报情况，要求他们设法恢复同北京联系的卫星线路。到晚上9点多钟，中断三个小时的线路终于接通了，分社的稿件又源源不断地发往总社各部门。
六、事业发展辉煌时期
（1990年－－2001年）
这一时期，西藏政通人和，民族大团结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动了西藏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心西藏，高度重视西藏各项工作。1989年10月，江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西藏问题。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6月，在中央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总书记又提出了新世纪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
这一时期，也是新华社西藏分社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
1995年8月，分社社长马宁轩根据总社指示，向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新华社工作的重要指示，并汇报了几年来西藏分社的工作情况。会后，区党委常委会形成了会议纪要。纪要高度评价了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工作。会议还解决了分社提出的关于分社社长列席区党委常委会议（除研究案件、人事工作外）、记者列席党政联席会议和政府常务会议，以及解决分社电力供应等问题。
由于西藏分社在新闻报道方面出色地完成了总社党组交给的各项重大报道任务和日常报道任务，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显著提高，各民族记者精诚团结，西藏分社集体和个人获得众多荣誉。
西藏高山纵横，道路以艰险著称，分社采访用车每年行车里程达10多万公里。驾驶班连续8年无重大安全事故，被自治区有关部门评为"先进集体"。
这一时期，在新华总社和各部门以及兄弟分社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分社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职工福利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在队伍建设方面，按照总社以培养民族干部为主，适当调进内地干部为辅的原则，分社先后从大专院校选拔１０多名优秀学生，补充业务干部。如今，他们已成为西藏分社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分社领导岗位。
新华社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分期分批派内地记者援藏。为加强西藏分社记者队伍的力量，1974年起，总社正式实行了从内地选派记者援藏轮换的制度。1989年6月，总社干部局发出继续实行记者援藏轮换制度的通知。通知说，根据西藏分社记者队伍的状况，每期轮换记者8到10人，时间为3年。1997年6月，总社党组再次发出继续实行业务骨干援藏轮换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除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4个边疆分社外，全国各分社均要派出业务骨干援藏，每期3到4人，时间为一年半。2001年6月，总社党组根据西藏分社工作的实际需要，调整了援藏政策，决定除上述4个边疆分社外，由全国各分社派出记者职称以上的业务骨干援藏，每期4
人，时间缩短为10个月。
几十年来，新华社先后有200多名优秀记者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西藏高原，克服高山缺氧等困难，和长期在西藏分社工作的同志并肩战斗，他们为西藏分社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藏各族人民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全体人员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业务建设方面，总社先后派出了作风正、业务精的年轻领导和记者，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分社的业务建设，加上当地藏族记者已逐渐成长为分社宣传报道的主力，西藏分社的宣传报道一年上一个台阶，每年大幅度超额完成总社下达的各项业务指标，先后有几十篇新闻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等新闻类全国最高奖项和新华社社级好稿奖，对外报道名列国内分社前茅，采写的内参多次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的批示。2001年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报道，前后持续时间长达7个月，共播发各类文字稿件和图片、音像等稿件2967（张），其中被总社评为社级好稿2篇，部级好稿55篇，发稿数和好稿量均创西藏分社历史最高水平。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直到八十年代初，西藏分社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简陋，住的是铁皮、油毛毡屋顶的土坯房，吃的是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副食品，下乡采访时还要自带干粮、炊具和被褥，搭过路的大卡车或骑马走路。在单位则自己动手种菜、劈柴、做饭。
在总社的亲切关怀下，现在下乡搭车采访已成为历史，"丰田"越野车为记者们下乡采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记者们的足迹遍布120万平方公里的雪域大地。办公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程控电话、卫星电话、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也进入了记者们的办公室；开办了新华网西藏地方频道，两次更新了电脑发稿系统，还配备了海事卫星。
在总社的支持下，分社投入近千万元巨资，新盖了职工宿舍、多功能厅和两幢综合楼。去年，随着全国住房改革的实施，在总社的关怀下，分社还解决了职工们盼望已久的"安居工程"。这在西藏分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西藏分社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分社的全体同志决心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争取各项事业取得更大进步，在"世界屋脊"上向总社交出了更加圆满的答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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